4月25日，在「雙英辯論」過程中，雙方對於台灣與全球化的關係，不管是蔡英文繞道而行的主張，或是馬英九通過中國與全球市場建立關係，他們對於全球化等同於台灣的希望的美好願景想像，值得進一步討論。即將來台的瓦丹‧貝洛（Walden Bello）的「脫全球化」（deglobalization）觀點，正好可以提供我們對於全球化反面的思考。
到底誰是瓦丹‧貝洛？貝洛的脫全球化思考為何？貝洛作為公共知識分子，對世界與菲律賓社會的貢獻為何？
承襲梭羅的抗爭精神
貝洛1945年出生於菲律賓，家庭環境良好，父親從事電影事業，母親是歌手和作曲家。他的父親喜愛閱讀，因為欣賞美國作家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所以將貝洛取名為Walden，其靈感即來自念梭羅的名著《Walden》（瓦丹湖，台灣譯成《湖濱散記》）。《Walden》一書強調自力更生、與自然和諧相處和非暴力抵抗資本主義，貝洛一生的踐行，似乎也承襲了梭羅19世紀在美國的抗爭。
由於家庭因素，貝洛接受的是菲律賓上流社會的教育模式，自小即進入保守的、英語環境的耶穌會學校就讀。雖然不滿學校的沈悶氣氛，他還是一路學習順遂直到大學畢業。
當年少數菁英的大學畢業生，不是進入政府工作，就是去跨國公司服務，貝洛卻是選擇南下岷答那峨，在揪魯學院任教，並參與岷答那峨民族解放前線組織的聚會。在地穆斯林知識分子經常舉辦關於穆斯林在菲律賓受壓迫的討論，貝洛對於他們的處境有深深的同情。
之後，他受雇於芝加哥大學人類學者在菲律賓設立的文化研究機構，這個機構的運作經費與美國軍方和國際發展機構相關，它所建立的關於菲律賓社會結構和行為模式的分析，對菲律賓官方與學界影響深遠，貝洛認為這個經驗，讓他瞭解美國學術與政治如何有效地在第三世界運作。
1970年1月到3月，由菲律賓大學、菲律賓商學院和東方大學學生所領導的「首季風暴」（First Quarter Storm）學運，雖受美國學運啟發，在菲律賓的發展卻足以鬆動馬可仕政權的正當性。學運後來結合中產階級和工人，發展成龐大的政治運動。馬可仕政權受到威脅，於是在1973宣佈戒嚴令，迫使學運轉向地下，由共產黨領袖西松（Jose Maria Sison）領導。
最受歡迎的禁書
當時貝洛人已在智利，因為從小雙親使用西班牙語交談，加上青年時期憧憬拉丁美洲解放神學運動，貝洛對智利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社會主義政權感到興趣，於是把研究工作轉向拉丁美洲。1972年他回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繼續完成社會學博士論文。這段期間，專制政權越演越烈，他遂暫時放棄博士學業，在海外介入推翻馬可仕政權的政治運動，也因而被列入黑名單。長達20年的漫長流亡生涯，有家歸不得，還要遭受精神與肉體的雙重折磨。
1978年，他因為主張用非暴力推翻馬可仕政權，被美國當局判定入獄。由於外界的積極聲援以及他本人在牢房長達3個星期的絕食抗議，終於交保獲釋。出獄後，他立即建立「反戒嚴法連線」，並在華府遊說，推動菲律賓人權，直到馬可仕下台。
1979年，貝洛注意到菲律賓發展核能電廠，因為已經是黑名單回不了菲律賓，他和澳洲反核人士海耶斯（Peter Hayes）和扎士凱（Lyuba Zarskey）等人成立「鸚鵡螺號」組織，監督能源政策與亞洲政治，同時開始注意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1980 年到1986年間，菲律賓爆發經濟危機，馬可仕的地方基礎開始動搖，於是更加依賴美國軍事與經濟的支持。另一方面，世界銀行迫使菲律賓開放市場並發展出口導向的工業生產。但是，以艾奎諾為主的菲律賓反馬可仕運動力量逐漸壯大，中產階級與左翼力量動搖了馬可仕政權合法性。
貝洛成名作是1986年所寫的《發展的災難：世界銀行在菲律賓》。在倡議菲律賓民主人權運動過程中，貝洛發現馬可仕家族貪腐的來源是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組織提供的貸款，於是他帶著近3千頁的有力資料，闖進位於華盛頓的世界銀行辦公室，向當時的世銀總裁控訴馬可仕家族的罪行，這些材料最後編寫成一本書，在菲律賓成為最受歡迎的禁書。
反對跨國公司無限制的權力擴張
馬可仕倒台後，貝洛終於得以回到菲律賓，在菲律賓大學任教。同時參與了「菲律賓資源中心」（the Philippine Resource Centre）、「食物第一」（ Food First）、樂施會（Oxfam）與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的工作。
1995年，貝洛創立「關注全球南方組織」（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主要是針對當年1月1日誕生的世界貿易組織（WTO），提出運動策略。貝洛與印度籍經濟學家馬爾霍特拉（Kamal Malhotra）共同創辦此組織，他們認為南方第三世界的發展需要一個關注全球化問題的非政府組織，來監督世界貿易組織以及跨國公司無限制的權力擴張。
1998年，貝洛出版《暹邏的悲劇》一書，反對泰國走入四小龍發展的道路，獲得當時甫經歷金融危機的泰國社會的認同。「關注全球南方」為1999年西雅圖反世界貿易組織的運動，起了接生婆的作用。因為貝洛為此運動提供了南方觀點的論述。特別是，此事件大部分參與者包括北美地區的反對人士、從第三世界地區來到會場外圍的人權、婦運、勞工、農民等團體，跨越了過去各自為政的本位主義，反全球化的力量第一次聯合在一起，勇敢面對跨國集團與自由市場至上的發達國家。西雅圖抗爭過程中，貝洛被警察擊傷，接著在2001年熱那亞反八國工業集團（G8）的示威中，他又被義大利警方羈留。爾後，在2003年墨西哥坎昆和 2005年香港的反世界貿易組織的行動，貝洛都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論述與實踐的角色。
從神學解放出來的哥白尼路徑
911事件過後，貝洛把心力放在和平運動，反對美國的軍事介入伊拉克，也反對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基地，像是菲律賓、琉球和韓國等地。
貝洛運動生命歷程最困難的，莫過於他和菲律賓共產黨創辦人西松的路線鬥爭。在荷蘭長期流亡的西松，與貝洛同為菲律賓左翼的要角，卻因為菲律賓共產黨幾度分裂，幾乎到了黨同伐異的地步。貝洛被主張武裝革命的西松路線列為「死亡名單」，他的非暴力路線與非政府組織運作模式，也成為被指控的理由之一。
貝洛投入社會運動長達40年，他是「減債連線」主席、「關注全球南方」執行長、「東南亞綠色和平組織」前主席、「食物第一」委員會成員、「全球化國際論壇」成員、「菲律賓公民行動黨」（Akbayan）黨主席、同時又是現任菲律賓國會議員，這麼豐富的實踐經驗，讓貝洛與世界社會論壇（WSF）的戰友在2002年凝聚成重要的「脫全球化」（deglobalization）觀點。
貝洛分析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是：「硬」柴契爾／雷根版本嫁接「軟」布萊爾／索羅斯版本，這樣的組合更加深了全球資本主義的危機。例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及經濟停滯、貧富差距擴大、環境惡化、南方地區邊緣化、戰爭的發動等問題。貝洛認為那些全球化市場派意圖藉由超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等多邊組織，「修補」或「改革」資本主義危機，這是屬於老托勒密地球中心派的神學範式。「脫全球化派」所要嘗試的運動，則是讓自然科學從神學解放出來的哥白尼路徑。
「脫全球化派」的運動策略是解構和百花齊放。所謂解構就是挑戰WTO、IMF、WB等組織與跨國企業的合謀關係，要求跨國公司回應反全球化運動的主張，並與國際團體連線，反對自由市場的擴張，建立「安全、平等、社會團結」的可能性。全球治理的另類系統為何？貝洛認為已經在世界多樣的社會裡百花齊放。但是，他提醒：維護國內經濟和全球經濟治理的複數系統，是南方國家與北方國家人民聯手進行的雙重運動。
追尋更多另類的創造空間
貝洛的「脫全球化」包含了11個重要範疇：
一、經濟的重心是為國內市場生產，而不是為外銷市場。
二、國家補貼的原則，應鼓勵為社區與國內生產的經濟生活為主。
三、包括配額與關稅的貿易政策應該保護被企業擊垮的地方經濟，補貼地方貨品的生產。
四、工業政策應該活化與加強工業生產部門，包括補貼、關稅與貿易。
五、公平的收入與土地分配，可以創造活潑的內部市場，能為經濟和生產創造地方金融資源。.
六、去成長：強調生活品質，平等的最大化，減少環境的不均衡。
七、環境技術的傳播發展同時運用於農業和工業。
八、策略性的經濟政策不能讓市場與技術官僚決定，在經濟中的民主決定範圍應該讓多數人民決定何種產業要發展以及政府有多少預算用於農業等問題。
九、市民社會應該不斷對私有部門和國家監督與施壓，並制度化其過程。
十、複雜物產應轉化成「混和經濟」，包括社區合作社、私人與國家企業，但不需跨國企業。
十一、國際貨幣組織與世界銀行等集中化的全球性機構，應該讓非自由貿易與資本流動的區域合作經濟組織取代，用查維斯「美洲玻利亞另類方案」（he Bolivarian Alternative for the Americas）的說法，就是「超越資本主義」。
貝洛提醒大家，「脫全球化」的主張非新的概念，早在1930年代凱因斯就用了以上方案拯救自由貿易所帶來的經濟蕭條。貝洛認為世界貿易組織阻撓發展中國家制訂自主的工業政策，根本是要扼殺第三世界的生機。他強調，保護國內工業與農業生產自主性的考慮，即是建立平等的生存環境。因此，世界銀行的角色也需弱化，讓區域金融機構取代，活化地區經濟與地方生產。
總之，去中心化、多元主義、豐富地方生產與交換、少全球性經濟干預，讓草根組織與民眾運動自主決定經濟政策，讓跨國經濟性組織權力弱化，就是「脫全球化」的具體目標。若以「脫全球化」主張來檢驗「雙英辯論」中雙方一致擁抱全球化的立場，我們不禁擔心不管誰當上總統，都還是「老托勒密地球中心派」。「脫全球化」的實踐，可讓我們有更多「另類」的創造空間。
